瑞吉生物：敢做创业路上的孤勇者

当你初次创业，且手中只有少量起步融资款，你敢不敢把大部分资金砸向研发中心的建设，只为实现心中对于未来的一个梦想？

面对行业中绝大多数人都颇有质疑与顾虑的一个全新技术领域，你敢不敢将此作为自己创业之旅的前进方向，并持续为之拼尽全力？

一边是国内顶尖科研机构的博士生导师，受人尊敬，且前路光明；一边是籍籍无名的创业公司的CEO，虽愿景美好，但前路未知。你敢不敢毅然决然放弃体制内的身份，all in创业这项充满挑战的事业？

显然，胡勇做出了他的人生选择。 

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然后吸取教训，最后逐步强大的过程。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样。但企业是一个集体，所以在大的事情上千万不能错，因此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初创公司极其重要。

——瑞吉生物董事长、CEO 胡勇

2019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PI和博士生导师的胡勇决定创业，建立了专注于mRNA底层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瑞吉生物。彼时，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还尚未爆发，“核酸”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个闻所未闻的词汇，甚至于一些投资机构来说，都还只是生物教材上的一个普通名词。

投资人士仍在观望、行业尚处萌芽期、技术难题待突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胡勇先动用大半创业启动基金，在深圳租下了一个层高5.4米的药物制剂毛坯车间，用来改造成为符合GMP规范的mRNA中试生产基地。

这是瑞吉生物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胡勇“第一次感觉到创业的那种紧张感”。毕竟，此时的瑞吉生物还处在襁褓之中，在深圳只不过租赁有一间百平米的办公室，一个不到300平方米的实验室，以及1位行政同事和4位技术员。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瑞吉，距离真正的产品中试生产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中试生产车间的投入已经花掉了初始融资款的大半。

这还不是胡勇做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2020年底，在家人与朋友的担忧和期待之中，胡勇正式向中科院提交了辞职申请，下定决心离开体制，全职创业。

作为一名创业者，胡勇显然属于敢想敢做的一派。而作为一名科学家，真正细究起每一项看似“疯狂“的决定，你会发现其背后实际上又都蕴含了极为长远的理性的思考。这种多年科研领域的深厚积淀与充满激情的创业想法之间的碰撞，几乎贯穿了瑞吉生物从成立至今的三年时间，也陪伴瑞吉从一家典型的初创企业，成长为目前拥有mRNA领域全技术平台的核酸药物明星公司。

2020年底，作为行业内几乎最早系统性布局核酸药物领域的投资机构，红杉中国医疗投资团队在彼时已经完成多份核酸药物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从小核酸到mRNA以及背后的核酸供应链，团队对整个核酸药物产业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之后，很快明确了核酸行业的关键瓶颈并完成理想标的画像。寻找一家有机会突破LNP专利壁垒并具备全球市场机会的全新mRNA递送技术公司成为了团队的共识。此后，整个团队按图索骥发现了瑞吉生物，并很快做出投资决定。

2021年初，红杉中国以早期医疗投资者的身份，独家参与了瑞吉生物的A轮融资。在红杉中国合伙人杨云霞看来，对于瑞吉生物的投资，既是红杉作为专业医疗投资机构在核酸药物这样一个极为前沿、细分的技术领域中投资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更是助力优秀公司成长、在疫情的特殊环境下为全社会做贡献的宝贵机会。

“红杉中国始终致力于投资医疗健康领域具有鲜明技术特征和高成长性的公司。瑞吉生物作为一家拥有独特的mRNA底层原创技术的核酸药物研发公司，积累了多项核心专利，并可根据临床及成药性需求，‘从底层、从源头’高效设计开发可及性强的mRNA药物。作为瑞吉生物的早期投资者，红杉中国非常愿意陪伴与帮助公司，为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性生物医药企业而努力。”

红杉中国合伙人杨云霞

不走寻常路的科学家创业

三年后的今天，当胡勇再度回想起创业之初的种种大胆决定，也不禁感慨，即便是作为一个始终“不愿待在舒适区”的人，开局就是一个“破釜沉舟”式的大手笔投资，以及从体制内完全脱离出来，全身心扑到创业的道路上，仍然是过去的人生中做的最大胆的决定。

要知道，与当前核酸药物领域的投资火热不同，瑞吉生物成立之初的2019年，整个核酸药物领域在彼时热火朝天的生物医药行业之中仍是个“冷板凳”。日后因为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而名声大噪的Moderna，2019年仍处于研发阶段，当年营收只有6000万美元，相较于其当年4.96亿美元的研发支出来说，无疑显得捉襟见肘。而国内的绝大部分投资机构在当时对于核酸药物的认知也是普遍持保守心态，远远观望而不急于出手：至少等Moderna真正的产品做出来之后再说。

但在胡勇看来，mRNA技术在中国的产业化路线其实已经非常清晰。

2012年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胡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著名转化医学专家Martin Yarmush实验室，胡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mRNA技术在临床转化中的应用，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就是关于mRNA治疗型药物的开发以及相关底层技术的研究。这是除传染病疫苗以外，mRNA技术的又一重要应用领域，即蛋白替代疗法。

“作为细胞内重要的生物大分子，mRNA从原理上讲能够编码几乎所有可被编码的蛋白。简而言之，如果某种疾病是因为功能蛋白的不足或是功能异常引起的，那么mRNA技术都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站在技术端与产品端来分析，胡勇敏锐地感觉到，相较于肿瘤疫苗以及治疗性疫苗来说，蛋白替代治疗可能是mRNA未来一个更大的市场。

只是，尽管都是mRNA技术，mRNA疫苗与治疗型药物从产品属性上所涉及的技术要求却大相径庭。

从作用机制来看，mRNA疫苗产品需要有一定的免疫原性，从而能够激活体内的免疫反应，因此抗原蛋白只需要少量表达，辅以具有佐剂属性的递送系统即可达到成药性要求；而对于mRNA蛋白替代类产品来说，需要制剂的免疫原性尽可能的低，从而实现mRNA在体内高效表达蛋白使得蛋白质产物含量能够达到治疗有效阈值。从递送方式上来说，疫苗产品大多可以通过肌肉注射完成免疫应答，而mRNA蛋白替代药物需要尽可能做到精准的靶向递送，才有更好的效果。因此，关于底层技术能力的研究，以及mRNA全要素平台体系的建设，对于瑞吉生物来讲，是企业早期最主要的战略任务，这对mRNA创新药和疫苗的研发至关重要。

“2018年回国时，mRNA技术在国内还是太新了，你不太可能直接招聘到成熟的mRNA产业化人才，同时很多mRNA的相关CRO服务也达不到药物研发的要求。因此瑞吉生物在创立之初，便确定了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垂直一体化发展战略。”对于初创业时的情景，胡勇印象颇深。

作为初创企业，在没有成熟的外部产业资源的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要自己上手解决问题。然而在此时，瑞吉生物已经发现，如果想要迅速将mRNA药物或疫苗推进到临床阶段，自主可控的底层技术以及可靠的中试生产平台是必须解决的问题。mRNA属于典型的平台型技术，当底层技术能力构建完毕之后，药物研发就可以实现“模块化”的开发模式，理论上只需要更换mRNA的编码序列，便可以实现对于不同药物和疫苗的开发。因此，中试平台必须布局，必须提早布局！

这才有了本文伊始关于中试生产车间的故事。说来也巧，在瑞吉生物当时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不同档次的写字楼比比皆是，但能符合GMP生产规范的厂房却极其少见。在多次考察后，瑞吉生物承租了一个制剂生产厂房，并将其重新改造成符合GMP规范的mRNA中试车间。

而事实也证明，这样果断的决策是正确的。

2022年7月，由瑞吉生物研发的全球首款冻干型新冠奥密克戎株mRNA疫苗分别在新西兰和菲律宾获得临床批件，随后不久此款疫苗被选中开展国内临床研究。这款产品采用由瑞吉生物自行开发的冻干技术，可以有效维持mRNA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并在2-8℃下实现长期储存，一举解决了此前mRNA疫苗普遍存在的稳定性不高、难以储运的行业难题。而冻干制剂的重大突破，正是在这个中试车间里完成的。

有了这个平台，瑞吉关于mRNA技术的底层要素能力迅速突破，多个不同的产品管线都在这个平台上马立项，顺利运转起来。“其实风险还是不小的，如果搞不定，后面就像一脚踩空了。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创业的那种紧张感，所以也要抓紧融资，等后面资金到位购买仪器、推进管线。”回忆起这段往事，胡勇的内心依然会澎湃不已。

而与红杉中国的接触，则成为了胡勇与瑞吉生物继续大胆向前探索，除技术之外的另一个信心来源。

与红杉中国的双向选择：最看重专业水平

2020年11月的一天，作为瑞吉生物的创始人，胡勇第一次在深圳见到了红杉中国医疗投资团队副总裁王渊。“当时是在南山区科兴科学园的A2402会议室，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会议室面积还小一点，只有一个小沙发。”在接受红杉汇的访谈时，胡勇仍然能清晰得回忆起一年多以前那个午后的场景。

对话持续了整个下午，聊完之后胡勇最大的感受是红杉中国投资团队的“专业”。双方的交流，从LNP递送与非LNP递送的优势差异化讨论，到靶向肝脏与靶向非肝器官的路径分析，甚至到递送系统中的linker（连接键）设计，都能有深入的讨论。

而对于产品管线与公司发展的讨论，更让胡勇感受到红杉中国基于专业与科学而出发的投资心态与投资理念。“从字里行间你能够感受到，红杉中国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去推动mRNA以及核酸药物这件事情去落地的，而不是说通过一些方式把下一轮的估值做得更好然后快速上市。”在胡勇看来，这种专业以及耐心，足以打动自己。

彼时，其实已经有好几家投资机构给出了TS（投资意向书），但经过交流，胡勇还是决定只接受红杉中国的独家投资。投资的进展也非常顺利，2020年底双方第一次见面，中间经过了一个春节，到2021年初，正式的投资就已经完成了，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而瑞吉生物也很快体会到了，接受红杉中国投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在进驻位于上海张江的孵化器时，胡勇向相关领导介绍公司。“听到我们是红杉投资的企业之后，明显能感觉对方对企业的认可。”而此后在与其他地区政府或孵化器进行沟通时，胡勇都感受到了类似感觉。

实际上，不光是品牌上的背书，在人才的招募以及业务的进展上，红杉中国也始终以最大的能力与最诚恳的态度来解决被投企业的问题。红杉中国人力资本团队在项目早期即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搜寻了不少海外mRNA疫苗领域的人才。而瑞吉生物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合作，同样与红杉中国关系密切。

瑞吉生物的“以终为始”哲学：

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新冠疫情爆发后，瑞吉生物快速开展了mRNA新冠疫苗的研发。

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尽管当前这款新冠疫苗针对的是奥密克戎株，但其实早在2021年11月份，瑞吉针对Delta病毒株的mRNA疫苗已经完成了所有临床前研发工作，准备进行临床试验申报。但当时，Omicron毒株在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呈现爆发的态势。这时，摆在瑞吉生物面前的一个问题是，马上以针对Delta毒株的mRNA疫苗去进行申报，还是针对Omicron株设计开发新的疫苗？

如果马上申报，很容易在市场上引发关注，企业估值上涨，甚至再拿到一波新的融资，可能是很顺利的事情。但如果暂时不申报，等开发出针对Omicron株的产品再做申报，首先时间要延迟几个月，其次，没有人能预测Omicron是否也像Delta一样，很快会被新的毒株给取代。

现如今这个答案似乎很明显了。但是，当时瑞吉生物的选择是——开发针对Omicron株的mRNA疫苗！

在当时，这样的选择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Omicron欧美大流行的态势真的发展起来，那瑞吉生物的产品应该就是首个针对Omicron株的mRNA疫苗产品。“从瑞吉生物的角度讲，新冠疫苗的开发，能够打通所有的能力平台，而能够快速地从针对Delta毒株的mRNA疫苗迭代到针对Omicron毒株的疫苗，也验证了瑞吉生物各个平台的能力。我更看重的还是背后的团队以及平台能力。”胡勇表示。

事实上，这也是胡勇对于mRNA研究领域的一贯态度。“疫情的到来对于世界、国家，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只是疫情的发展的确极大加速了mRNA技术的产业转化，包括新冠疫苗。但新冠疫苗绝对不是国内mRNA公司决胜的战场。”

胡勇认为，疫情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松紧程度，对于企业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国内mRNA企业来说，真正决胜的战场是看谁能够更快速地把第二、第三个产品做出来。“不管是疫苗还是治疗性药物，mRNA商业体系里基本上到处都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从递送系统、帽子结构类似物到制剂生产设备等，都有可能成为‘卡脖子’的因素。”

而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胡勇表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瑞吉生物最大的成绩就是构建了解决mRNA成药性环节上全要素能力平台的搭建，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多款疫苗和药物。“快即是慢，慢即是快。”在采访中，胡勇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理念。这几乎也是胡勇自学生时代以来一直所奉行的理念。

而在瑞吉生物如今的组织架构里，也有一支“特种部队”专门来做各类当前可能还并不能形成商业化价值、但从科研角度或是远期管线建设角度来说非常具备前瞻性的产品研发。胡勇将这个队伍命名为“CEST”，这支团队的研发方向是基于公司战略的前瞻性技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在技术创新上保持足够的活力。

胡勇似乎从来不急，但成功却也从来没有迟到。据胡勇介绍，除了新冠疫苗的管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临床研究之外，瑞吉生物的多个疫苗和治疗型药物也进展迅速，在不久的将来会进入到临床阶段。

快问快答

Q1 您每天工作的驱动力来源于哪里？

胡勇：我本身是一个不愿意停下来的人，如果能一眼望到五六十岁退休生活，对我来说是挺可怕的事情。

Q2 您如何看待挫折？

胡勇：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然后吸取教训，最后逐步强大的过程。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样。但企业是一个集体，所以在大的事情上千万不能错，因此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初创公司极其重要。而在个人方面，我们需要有底线思维。

Q3 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

胡勇：怎么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保持初心，带领公司穿越周期。

Q4 您平时会看什么书？

胡勇：早期的时候我喜欢看日本动漫，像海贼王里，一个人勇往直前，拉了一帮兄弟做事情，这个就很吸引我。现在看得更多的是与企业运营相关的书，因为我也希望能够从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吸取一些他们的特质。也会读一些历史书，虽然很多时候当故事听，但人世间千百年来的种种故事，会让你变得豁达。

Q5 最近一次感到兴奋的事情是什么？

胡勇：去年的春节，我们的Omicron冻干型mRNA疫苗生产出来的那一瞬间，是我创业以来最难忘的一刻。一百多人的付出与努力，最后凝结在小小的西林瓶里，这种成就感是创业最大的魅力。